新中国70年改革经验总结与时代展望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与终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数字经济近五年来飞速增长,已然成为全球主要的经济动能和竞争场域,尤其是截至2018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

按照测算,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占GDP比重35%,到2030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0%,全面步入数字经济时代。

作为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表现形态,大数据、平台、算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勃兴发展对政府和社会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譬如,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以及更高形态的算法经济运行中的数据垄断、平台垄断、算法歧视、算法共谋等,限制、排除了竞争行为,产生了侵害消费者隐私、抑制消费者自由选择权、挤压消费者公平交易空间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这不仅需要政府、社会及民间团体等多元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回应,还需要多元主体保持科技助力新经济发展与保护多元权益之间的平衡,在实现激励创新与自由竞争间动态平衡的同时,实现科技改革法治、法治因应科技的双向互动。

在持续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实现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在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的同时,统合科技监管和监管科技之间的融合发展,最终实现科技治理与法治治理的高度统一。

其次,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判断和应对能力。

这就要求中国政府不仅致力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积极融入世界分工与合作,建立起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更要深谙世贸组织的经济规则,在国际法治的框架下以精准的规则思维回应他国的不正当威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传统国际贸易模式需要转变。

新时代语境下的对外开放与国际贸易,机遇与风险并存、规则与标准并重。

如今的对外交往,制度规则将是主要的谈判工具与协商依据。

第三,加快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创新政府服务和治理模式,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认真贯彻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在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各个领域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负面清单制度将为市场与政府划清界限,市场主体可以在法律没有禁止的领域充分发挥自主性,从而极大地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改革确立了政府职能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总基调,大力推进简政放权的根本就是解决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领域的过度管制,简化审批程序,适当放松监管,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作为监管者则需要平衡好“放”与“管”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在涉及民生的基础领域、专业技术领域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要加强监管,始终确保经济在健康有序的法治轨道上运行。

最后,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升级为“法治中国”整体建设、从法律之治升级为良法善治、从法律大国升级为法治强国,这些作为法治现代化之路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法治应是衡量改革成效的基本刻度之一。

换言之,法治化水平和法治治理能力将作为检验现代中国改革质量和成绩的关键要素和指标,不仅决定对内改革的速度与质量,同样影响对外开放的参与度及认可度。

无论是主动制定国际标准,还是被动参与国际分工,对外开放都涉及各国之间制度与文化的求同存异,尤其是国际法律准则的妥当适用。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规则主义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坚持以国际规则为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五个“面向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面发展的思维“面向未来,走向未来,引领未来”。

其中,法治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民生工程的重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重大政治论断。

回顾党的八大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和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判断,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直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核心始终围绕“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展开,始终围绕“人民的需求”展开。

同时,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从以生产为中心到以消费为中心,尤其是注重消费获得感和幸福感——强调对“美好生活”的体验和享受,历经了从量到质的跃迁。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改革的最终目标正是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成果,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

“抓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

”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诸如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重要的治国方略和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将以人民为中心置于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回应和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努力提高民生保障、改善民生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城乡基本设施极大改善和提升,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巨大经济发展成果的体现。

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护,各项权利得以充分实现,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民族自豪感显著增强。

在这一过程中,民生建设的主要经验是,实现了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为民生事业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

制度改革作为改善民生的主要途径,需要充分发挥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的各自优势,进行改革方式的创新,以期将改革阻力最小化,保障现代民生制度建设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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